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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學家王賡武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指出:西方思維重意識形態,而中國思維則重體制(即系統化的制度改革)。但在當今深刻迅猛的變革時代——特別是在美國對國際關係的態度與策略發生根本性轉變的特殊時期——中國的體制改革進程正面臨考驗。

特朗普執政下的美國,似乎放棄了其70年來致力構築的基於規則的、多邊國際秩序的承諾,轉而採取了以「美國優先」為指導的雙邊談判與交易模式。這包括了不惜以任何藉口採取針對其他國家的單邊行動,包括徵收高額國際貿易關稅,以取悅國內選民。

這一方針給所有國際經濟、貿易與投資談判增添了一層不確定性陰影,因為特朗普政府正在試圖改變全球經濟的遊戲規則,雖然這些變化對美國本身也不是特別有利。畢竟,美國公司將是貿易衝突的最大受害者,因為他們一直從現有的全球供應鏈中,汲取了最多的價值。

中國對內改革 西方視為「掠奪」

此外,美國在其作為全球最大市場的漫長歷史中發現,一國的購買力和軟實力總是齊頭並進的。但在今天,美國要刺激國內消費,會遇到嚴重的束縛,原因在於其收入與財富的高度不平等、財政和債務面臨愈來愈嚴重的約束、政治環境也不斷分裂極化,以及之前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急需正常化等。

對中國來說,挑戰也十分嚴峻,因為西方幾乎將中國所有對內政策都視為地緣政治的把戲。但中國領導人也擁有克服當前挑戰與障礙的工具,其中最重要的正是千百年來,影響中國決策風格的系統性思維。這種思維一直致力於保護具有中國特色的複雜經濟、社會和政治安排不受歷代面對的內患外憂。

以2012年以來所實施的改革為例。在中共十八大上,中國領導人意識到,人口紅利正在因為人口老齡化而消失,而來自國際貿易和外商投資的「開放」紅利也在流失。應對這些挑戰,需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到更加決定性的作用。畢竟,根據西方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,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,市場會自然而然地優化經濟過程。國家所要做的是確保所有其他條件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相同。這首先需要根除制度性腐敗,其次需要結構性改革來穩定增長及消除社會失衡與不公。

因此,習近平領導的政府發動了反腐運動,並大力投資於基礎設施、研發、技術教育和培訓、醫療社保網絡等。這些改革是為了保護中國自身的體制穩定,同時也對全球增長與治理有貢獻。

不幸的是,中國的這些措施在西方被日益視為「重商主義」和「掠奪性」的政策,並成為特朗普對中國實施懲罰性關稅等措施的理由。這些新的外部壓力迫使中國調整其改革策略與節奏,以降低中國經濟依賴國外關鍵性技術、資源和金融供給的風險。

華中產龐大 可發掘消費潛力

但中國的這些政策調整面臨着一個兩難困境。改革減速可能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,同時會升級雙輸的貿易戰。面對當前的壓力測試,中國可能需要加快改革以減少內部失衡、增加消費及國際購買力,為穩定全球需求和增長做貢獻。

這意味着果斷去除過剩產能、關閉污染行業、清理巨量不良貸款等,——與此同時,也不能放鬆反腐。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、最愛儲蓄的中產階級,可以進一步發掘國內市場巨大的消費潛力及在國際市場的購買力。

至關重要的是,由於國際貿易挑戰對沿海地區的影響要大於內陸地區,結構性調整政策需要因地制宜,以適應不同的地方經濟生態環境,本地化的「最適政策」可能比一刀切的「最佳實踐」更適合。

歷史正是如此:放眼全球,表現最好的經濟體,如美國、中國香港、新加坡和許多北歐經濟體,在實施普世原則的時候都制定了反映國家、地區和地方經濟社會條件的政策。中國至今為止的改革也是如此,地方層面的政策創新推動了中國的增長與發展,並促進了中國與全球標準和規則接軌。

在中國過去的改革歷程中,各省市都被賦權進行多樣化的改革與發展實驗,並依據實驗結果調整官僚結構和政府干預,以應對本地和全球市場環境的變化。高增長城市利用自身比較優勢,彼此展開競爭——比如香港和包括深圳、珠海、廣州、佛山、東莞的大灣區——為整個中國經濟體系創造了規模龐大的資本存量、收入流、知識和制度創新經驗等寶貴資源,轉而用來解決其他較不活躍地區的歷史遺留問題。

美政策縱難測 華需完善競爭環境

在這個複雜而動盪的時代,中國需要保持曾經給她帶來過前所未有的增長和發展的系統性,但因地制宜的靈活策略與方針。這意味着在國家、省和地市層面堅持推動切合當地及外部環境的改革。應對內外發展挑戰的一個經受過考驗的系統性策略與方針,是通過國內地區間和企業間的競爭,來提升整體對外競爭力。不管美國的政策如何難以預測,中國需要也可以不斷完善國內市場競爭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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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: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所傑出研究員、UNEP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
肖耿 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、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
欄名: 中美博弈新時代
資料提供: Project Syndicate, 2018.